【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】

每当谈及对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认识概括时——无论是周秦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体系的建构，还是近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思想批判反思，抑或当下中国正在开展的家庭、家教、家风建设——学术理论界往往用“家国关系”加以理解阐释，并由此形成了“家国一体”“家国同构”“修齐治平”等众多学术命题。将这些学术命题置于中华文明起源、发展及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基于中国农耕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演进及曲折坎坷的现代化历程，中国的社会宏观结构呈现出“家国一体”的突出特性，而且随着历史演进，这一突出特性不断被赋予新内涵，呈现出诸多表现形态，进而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研究的标识性概念。

“家国一体”命题经历了三种形态的变化

古代社会“家国一体”的形态。早在西周时期，基于宗法封建制，中华文明便已形成了以宗族拱卫国家的观念，表现出家国一体结构形态的雏形。此种观念在先秦时期诸多文献中有着充分体现，如孟子云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”。《礼记·大学》将这一充满生活实践色彩的家国逻辑表述为“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”，清晰表达出“家国一体、身国同构”的格局。“国”是“家”的放大，个人所承载的不仅是作为个体的自身，而且是国家和社会。循着“推”的逻辑，家的原理被扩展为国之法则。正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石，中国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社会构造。此种社会结构模式及观念体系，产生出强大的思想文化力量，并随着历史的积淀，成为中华文化修齐治平的理念根基。

近代转型期的“家国一体”形态。19世纪中叶开始，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，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及社会改革之道，试图通过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，建立起以民主共和为基础的新的家国形态。他们对封建制度体系中的皇权专制和宗法制度给予批判，指出秦以后数千年来帝王“化家为国”，以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产，使得家国间的联系阻断，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。在此畸形的家国体系下，基于“家族至上”主义，虽然可以形成基层社会的“家族秩序”，却无法形成“合大群”的社会总体秩序，导致百姓知家族而不知国家，造成国与家的分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近代思想家对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家国体系持否定批判态度，但他们依然相信，只要以民主代替专制，中国传统家国一体的固有优势便会被释放出来。如孙中山即指出：外国人是以个人为单位，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，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，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。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，先有家族，再推到宗族，再然后才是国族，这种组织一级一级放大，有条不紊，大小结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；如果用宗族为单位，改良当中的组织，再联合成国族，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。

社会主义制度下“家国一体”结构的新变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民族获得独立解放，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基础上，家国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新变化。其一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中国共产党、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一致性，使得传统的家国一体观念克服了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其固有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。其二，依托于“国家—单位—个人”社会体系，建立起植根于集体主义文化基础之上新的家国观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，集体主义观念可以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做理念支撑，也可以平衡协调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资源协调分配问题。改革开放后，又通过城乡社区的建设和发展，建立起家国联结的新体系，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一致的社会治理结构。其三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家国一体、修齐治平的文化传统密切结合，其所强调的为国家、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，构成现代中国最为突出的文化软实力。

“家国一体”观念对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影响

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重要的政治社会观念，“家国一体”强调家庭、社会与国家在结构形态和治理逻辑上的同构性，这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，形成了独特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。

将家庭看作社会治理的起点。对于所有文明而言，家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。相较于其他文明，中国自古以农立国，由一家一户的“编户齐民”所构成的家庭，是个人成长、社会和谐与国家发展的起点。这可以从中国传统的“修齐治平”命题中获得进一步理解。在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四个阶段中，“修身”不可能在离群索居状态下完成，“齐家”自然是以家庭为中心而展开，修齐治平是一个以家庭为起点，逐步向外推的过程。通过此实践过程，锻造出强烈的家国情怀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，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、民族进步、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，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。”这一重要论述，将家庭建设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，是“家国一体”理念在新时代的新表达。

家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。将家庭作为治理的基本单元，既植根于传统儒家文化对家庭伦理的重视，也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对家庭功能的制度性嵌入密切相关。在基层治理中，家庭被视为重要的责任单元。国乃积家而成，家庭之和谐幸福乃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基石。家庭和谐并非天然形成，而是要有一定的结构作为依托。其中，家庭世代的完整及关系和谐是社会秩序维系的基础。步入现代社会以来，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家庭小型化、个体化、空巢化等问题，家庭的完整性受到损坏。如何建构起要素完整的和谐家庭，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。

社区在家国联结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。家与国之间的关联并非天然形成，而是要依托于一些具体的带有中介性的共同体平台。其中，作为最具代表意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参与平台——社区，在家国联结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。这在以一老一小为主题的社区服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。虽然由政府倡导、社区实施的儿童项目是为满足儿童需求而设，但儿童的参加却带动家长参与。以老人为中心的社区服务体系的建构，事实上也带动了整个家庭的参与。在此意义上，社区是作为拓展的“家”和家国联结平台而存在的。此外，通过带有社会政策意义的家庭政策，可以在国家与居民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。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，中国传统养老模式具有家国共责的双层构造及社会伦理支撑。当前我国以社区为载体的养老方式再结构化，实现了由传统养老模式向现代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转化，其实质是“家国一体”观念在养老领域的体现。

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家国一体论。良好家教、醇美家风的伦理道德播散于社会，成为社会美好道德情操的源泉。先秦时期，在“不语怪力乱神”的人文主义理念下，华夏子孙的道德实践缘起于家庭，家庭、家教、家风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重要发源地。有学者提出，中国的“家”是社会的核心，它是一个“紧紧结合的团体”，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“育化”与“社化”作用传递给个人。好家风可以淳民风、正社风、清政风，由此形成带有极强连续性的修齐治平的道德生产环节。而当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诉求与组织和国家发生矛盾冲突时，个体和家庭能够舍小我而就大我，实现道德境界的提升和转换。

“家国一体”观念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

对于中国而言，社会学是舶来品，一直面临学科本土化问题。只有实现学科知识论意义上的本土转换，才能建立起与本土社会的亲和性，提升其解释力。而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中的“家国一体”观念，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素材。

中国社会理解分析的基本单元。与西方“个人—社会—国家”的结构形态不同，家国理论凸显了中国社会“家庭作为中介”的独特性。相较于西方“个人—社会”的两极思维模式，中国社会明显呈现出“个人—家庭—社会”的三维思维模式。依此逻辑，可以从本体论层面针对西方社会学关于“原子化个人”和“契约型社会”的预设，揭示中国社会以“家”为原点的基础性和扩展性逻辑。揭示上述差异，不仅具有学术概念界定和比较意义，更能推动对社会分析起点、社会团结机制等一般性社会学命题形成新认识，使得中国研究可以为世界社会学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社会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联结的理论。作为儒家思想对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同构性的观点，“家国一体论”强调家国间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同构性和联动性，并通过单位组织和社区组织等平台，建立起中国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有机联结。进入新时代，在中国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，人们注重基层社区治理平台建设，强调“五社联动”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，也为世界提供了基层治理的中国经验。

依托于家国一体观念的社会治理的本土化创新。在实践层面，“家国一体”理论为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。如社区治理中的“邻里互助”、重大危机事件或自然灾害应对中以“家国一体”凝聚社会共识等，都体现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践逻辑。通过提炼这些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在地行动，可以构建起更具创新性的本土治理理论。

（作者：田毅鹏，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、家庭家教家风研究中心教授；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东亚乡村空心化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”阶段性成果）